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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有疾

作者:鲍勃·巴彻勒(学者)点击次数:830   发布日期:2019-10-08

核心提示:光环背后的漫威,密密麻麻写满了创业者的辛酸、落魄和挣扎。

 

 

编者按:漫威宇宙如同一个滚动的巨大雪球,将神奇四侠、蜘蛛侠、绿巨人、黑寡妇等一切角色都吸纳进来,成为世界史上最错综复杂的虚构故事体系,囊括了成千上万个相互关联的角色和插曲。

与此同时,这种宅男极客的二次元文化也引领了文化潮流的走向,让漫威这个曾经在漫画出版领域苦苦追赶DC的“小”公司,一举缔造了漫威商业帝国,成为21世纪最成功的跨媒体企业之一。

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漫威坐收名与利,却看不到其成功背后付出的辛苦与泪水。光环背后的漫威,密密麻麻写满了创业者的辛酸、落魄和挣扎。本文讲述的是漫威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

 

销量下滑

 

尽管很难从漫威最重要的推动者口中听到悲观的话,对“漫威之父”斯坦·李和公司来说,20世纪70年代可谓困难重重。因为急于解决销量下滑的问题,漫威里的每个人——包括李和他的出版团队、想努力弄清每一笔内部支出的会计们,以及想控制漫画部门的经理们,都在互相叫板。

和全美范围内的大形势一样,漫画行业多年来也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不断下滑的销量中挣扎求生。漫威每本漫画书的销量都在下降,因此,公司试图通过出版更多的图书来弥补损失。

到1973年1月,李总管发行69份刊物,其中包括28本关于超级英雄的书、16本推理/怪物小说、10本西部小说等。从表面上看,总销量也是增加了,可事实上,过量发行的漫画掩盖了漫威内部的弱点及行业停滞的本质。这样的做法虽然能让财务报表看得过去,但同样也给在纸上写写画画的创作团队增加了压力。

然而,面对话筒或是在记者面前时,李总是保持着乐观,吹嘘着公司所取得的成绩。读着专栏文章的人们是不会猜到漫威所面临的困难的,尤其是当它完成既定目标、一举击败DC漫画公司,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后。然而打败了对手的漫威必须要转型,因为它不再是斗志昂扬的失败者和万年老二了。对有些组织来说,积极向上的驱动力定义了它的文化。一旦漫威变成排名第二的漫画出版商,他们就又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了。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派混乱中,漫威挣扎着寻求出路。李的角色一再变更,从作者、艺术总监、编辑主任,再到发行人。在办公室里,他从富有创造力的作者变成了生意人,充当起公司领导层和富有反抗与创新精神的画师以及作家之间沟通的桥梁。

李和其他一些业内人士预感到,超级英雄的热潮终有一天会消退。如果漫威停滞不前,最理想的状态是李还能回到他的编辑桌前,为下一股流行风潮写书,再借着职业画师们的帮助,让公司重新运转起来。每念及此,他便惴惴不安,他怕再也没有兴趣回到以前的角色里,完成一个人的漫画运营了。这样的恐惧迫使他每时每刻都保持着冷酷无情的状态。

 

名人效应

 

为了扭转局势,李的漫画部门追赶着一个又一个潮流。漫威一头扎进了奇幻恐怖题材的市场,相继出版了《德古拉的坟墓》《科学怪人》《类人体》等。为了说服粉丝们接受专栏新方向,李将新的《怪物也疯狂》系列描述为“最惊狂、最遥远,疯狂得让你起鸡皮疙瘩的怪物杂志”。

管理层其实并不是很理解漫画部门的所作所为,所以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大幅波动的销售数字意味着什么,并研究如何才能阻止它继续下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漫画书的传阅率很高,这意味着每一本卖出去的漫画书,都会被3至5人阅读,也就是说,这3至5人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买书。这种令人失望的现实迫使管理层们在编辑方面不断缩紧,包括李和他的团队。

1972年年末,李在成为漫威漫画的发行人后,正式转变成了战略层面的策划者。“我需要决定出版哪本书,并且要规划出工作的重点。”他解释道,“我和编辑们一起奋战,管理我们手上的绝大多数事项”。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显得比较混乱,新旧角色都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市场夹缝中求生。当李同时将发行职责与市场推广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时,他个人的名气一飞冲天,但漫画销量的下降却让大家惴惴不安。

1973年至1974年,市场营销的成果是漫威与许多玩具公司和出版商达成了交易,包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糕点巨头Hostess公司、玩具巨头美泰公司等。随着发行量的下降,商业交易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没人能预料一个新的潮流会在1971年开启,而直到1987年,漫威漫画才重新恢复到每月740万册的销量。

李在作为编辑时和动漫IP授权有一定的距离,每当看到新出的蜘蛛侠或绿巨人的周边产品时,他也会和别人一样困惑。成为发行人后,李变成了漫威和潜在广告商之间沟通的桥梁,要知道那些年轻的销售人员可都是读着他的漫画长大的。李的“名人效应”让他在贸易展等其他商务社交场合中成了非常受欢迎的人。随着发行量的大幅下降,公司老板们开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并且不断地给各部门施加压力。实际上,李的重要性增加了。在定价为20美分的漫画书面前,再微薄的广告收入和授权费都是很有意义的。

不再负责日常编辑工作后,李增加了自己的演讲时间,他平均每周都要去欧洲、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出差。在1975年的头两个月里,李去了7所高校演讲。在此过程中,他接受了不计其数的电台、纸媒的采访,出席了一档加拿大的电视节目,还在纽约创意大会上担任特邀演讲者。随着“名人效应”越来越显著,李的行程基本上提前一年就被预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