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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的65年

作者:彭兰(媒体人)点击次数:450   发布日期:2018-09-28

核心提示:民营经济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

 

1995年2月,全国工商联珠宝业商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9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8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决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合理障碍,对政府承诺的放宽民营企业准入领域,要加大力度督促推进。

李克强对民营经济的表态,在现场赢得三次掌声,因为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除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能不提到一个组织——工商联。

工商联是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自1953年10月成立至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在风雨中走过65年,为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3年10月23日,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

 

“武汉交流会”

 

工商联的成立,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之一。

早在全国解放之前,中共中央就考虑,要在改造旧的工业会和商会的基础上,组建工商联,以团结为数众多的工商界人士。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并强调“工商业联合会的重心应是私营企业”。

1951年7月20日,陈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工商联汇报会上发表讲话,对工商联的性质、职能、任务、组织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现在的工商联已不同于旧中国的商会……从前的商会是在旧政权领导之下,现在的工商联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

事实上,中国很早就有由商人自发形成的商会组织。比如,位于湖北大悟宣化店镇的湖北会馆,就是清代湖北商人在宣化店镇的“办事处”。那时,在全国有很多类似的“会馆”“会所”的民间组织。只不过,它们一般都由同行、同乡等“小圈子”组成,区域、宗族观念较强,不利于跨区域、的商业合作。

1952年8月,国务院颁发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以下简称《通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工商联的第一部具有法规效力的文件。《通则》确立了工商联的四大基本任务: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1953年10月,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它是以私营工商业者为主体,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等各类工商业者参加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人民团体。

在随后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工商联的作用突显,积极组织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1956年 12月10日,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大会决定推动工商业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大会提出,社会主义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据全国工商联1956年对十省三个直辖市的统计,当年第三季度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商业者达38万余人,获得光荣称号的4. 9万余人,获得物质奖励的2. 7万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的竞赛中,武汉的表现可圈可点,全国工商联还在武汉召开社会主义竞赛经验交流会,总结各地推动工商业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经验。

 

邓颖超接见全国工商联秘书长黄玠然。

 

“五老火锅宴”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工商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工商业从业者被指为“资本家”,就连为工商业者服务的工商联也被指为“牛鬼蛇神庇护所”,工商联被迫停止工作。

转折发生在1978年。那年冬天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并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也就是在那一年,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商联的工作也逐渐活跃起来。

1979年1月17日,是工商联值得纪念的日子。当天,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请五位老人吃火锅。火锅是普通的北京涮羊肉,但宴请的主宾双方都不普通。宴请的主人是邓小平,客人则是赫赫有名的五位原工商业者——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老火锅宴”。

宴会上,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会上,五位老人都对搞好经济建设提了不少好建议,同时也说了工商业者最大的担忧。胡子昂直言:“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但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难以消除顾虑。”邓小平表态说,“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对于如何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指出:“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比如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

邓小平在“五老火锅宴”上的一席话,点燃了工商业者的信心。1979年9月,中共中央对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和补充,很多工商界人士的冤假错案随之得到纠正。

一个月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充分运用我们长期从事工商业、做经济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生产技能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任何一技之长、一得之见,在四化建设、特别是在当前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贯彻中,提意见,献计策,见行动,出成果。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特殊有利条件,遵照党的政策,加强同在港澳的和国外的亲属、故旧的联系,努力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促进贸易往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国外资金等方面多做工作,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