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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南北

作者:《支点》记者 李章颖点击次数:134   发布日期:2017-09-07

核心提示:连接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不仅对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帮助中国迈出了大桥建设的第一步,成为“中国桥梁”世界征程的起点。 

 

2017年4月9日,马拉松选手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奔跑。

 

在没有桥梁的状况下,水是天堑,阻拦人类的脚步。《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曰:“梁之字,用木跨水,今之桥也。”

对任何建筑学家而言,建筑的本性都是满足人的需求同时也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要求建筑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具体到桥梁建筑而言,即人、水、桥的关系应该是亲密的,而非彼此隔绝于空间。

就这一点而言,武汉长江大桥为中国现代桥梁建筑开了个好头。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今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已整整六十年。

作为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串联武汉三地,兼具西方技术与东方文化,凭诸多种独特性永久地固定在历史长河中。

作为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也帮助中国迈出了大桥建设的第一步,成为“中国桥梁”世界征程的起点。

 

自古跨江难 

 

“有桥千程近,隔水咫尺遥”,在武汉修建一座长江大桥曾是多少代人的梦想。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前,除太平军曾于1852年和1853年先后在武汉三镇搭过三座浮桥以外,6000多公里的长江上,从来没有一座真正的桥梁。

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而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建桥跨越长江、汉水,连接京汉、粤汉两路的构思开始被各方关注。

当时,粤汉铁路的修建人、“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也参与到建桥计划中。1912年,他被聘为粤汉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次年,牵头设计长江大桥图纸,还进行了实地选址测量。

在詹天佑的设想里,武汉长江大桥是应当位于蛇山与龟山之间的一座铁桥,桥两边是呈几何形状的拉索,桥上有两条火车路、两条电车路、两条马车路及两条人行路。这是历史上第一张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图,其选址就是现今武汉长江大桥修筑地点。但由于当时政府财力有限,图纸设计完工后并没有投入建设。1919年,这位伟大的工程师病故,大桥设计也就此尘封。

同样是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如此设想,“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

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武汉既是铁路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汉阳有中国最大之铁厂,汉口有很多新式工业,而武昌则有大纱厂,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茶叶大市场。

孙中山写下如此期望:“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尽管理想如此美好,而在当时政局纷乱,这样的宏伟规划还未来得及付诸实践就被现实因素阻碍,最终胎死腹中。

此后数十年,长江大桥的修建被零星提过数次。

1930年,一个叫华德尔的美国桥梁专家建议国民党政府进行筹建工作,国民党政府派人在长江上钻了几个孔,之后便了无声息。

1935年,钱塘江大桥工程处进行武汉长江大桥桥址测量钻探,并请苏联驻华莫利纳德森工程顾问团合作拟定建桥计划。次年,钱塘江桥梁工程处又着手进行筹建工作,为了募集资金,还曾拟定了过桥收费、分期还本付息的办法,但仍然刺激不了豪绅权贵们的投资兴趣,筹建工作不了了之。

1946年与1947年,长江大桥筹建工作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同样没有结果。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长江建桥困难重重,难度堪比黄河治水。

 

詹天佑设计的长江大桥。

 

建桥“梦之队” 

 

“曾经沧海千层浪,敢架江河万里桥。”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建造长江大桥一事被重新提上日程。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并成立“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开始大桥的筹建工作。

这期间,从大桥的桥址线到桥式、净空、建桥材料再到桥头堡的设计,都进行了反复论证和试验。以大桥的选址工作为例,前前后后经历了八个方案。

筹建工作一共开展了五年,要知道,武汉长江大桥一共才花费2年零1个月建成,筹备时间远超于建造时间。

原因也不难理解,除了技术难度大,彼时新中国刚从战争的悲怆中走出,百废待兴,一座能开创历史先河的大桥承载了太多期待,这也让工程师们愈发兴奋和谨慎。

长江大桥的筹建还一直牵动着中共中央、政务院高层。毛泽东主席曾三次莅临工地现场,从查勘大桥选址到桥身选用颜色,都一一过问,并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周恩来总理则亲自审定大桥建设、施工以及美术方案等。所有待遇都是“国家级”。

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施工的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曾回忆道:“当时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召集了最优秀的专家,调动了全国最先进的设备。”

1955年,国家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担任主任一职,委员则包含了当时国内行业精英,有桥梁建筑专家罗英、土木工程专家陶述曾、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结构力学和工程教育专家张维、建筑学家梁思成等,阵容堪称“梦之队”。

为了更好地修成武汉长江大桥,铁道部还请来了苏联桥梁专家以提供技术指导。

苏联派遣了28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支援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当时的组长名为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他为“西林”。

武汉长江大桥在设计阶段曾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传统的气压沉箱法无法用于施工。

气压沉箱法曾是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桥墩施工方法,即在沉箱底部设置一个高气密性的工作室,通过气压自动调节装置防止地下水渗入,施工人员可以在无水的工作室内施工。但是,面对水深流急的长江,初步设计的气压沉箱桥墩建设基础方案根本行不通。

长江的地质情况复杂,岩面不平,且这种技术需要工人深入40米的江底作业,很容易因气压和水压变化而呼吸困难,甚至出现氮麻醉现象。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方案下,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 2 小时,工作效率有局限。

关键时刻,西林提出了世界桥梁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方案——大型管柱钻孔法。所谓大型管柱钻孔法,就是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并在岩面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然后在上面修筑承台及墩身。

为了保障新技术方法切实可用,两国技术人员紧密合作,前后实验一年多,共同将这个提议变为现实。

据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王昌骅回忆说,为达到最优效果,单为钻机选择钻头就前后更改了 8 次方案。目前武汉长江大桥上共有8个厚实粗壮的正桥桥墩,除7号墩外,都是用管柱钻孔法修建而成的。当时,也正是因为这一世界最先进的施工工艺,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结果提前2年完成。

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也铸就了两国技术人员的友谊。现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的四面纪念碑上,还可以看到铜字所铸西林等28名苏联专家的名字。

 

1956年8月,武汉长江大桥架设第一孔钢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