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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的白与黑

作者:罗雪挥(专栏作家)点击次数:362   发布日期:2017-02-03

核心提示:中国古代盐的专卖史,就是一部刀光剑影的社会史。

 

汉代煮盐图。

 

从2017年1月1日起,我国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这意味着备受各方关注的盐业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盐,是中国历史上垄断时间最长的商品。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盐业专卖”制度,历朝统治者对盐业从生产到运输销售,从征税到缉查私盐,全盘控制,“其实行年代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管理之严,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古代的盐业有着怎样的图景?漫长的盐业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呢?让我们一起翻开历史的书页。

 

白色货币

 

元代戏曲家武汉臣在《玉壶春》里说到:“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盐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

东汉文学家许慎在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盐做了精辟的解释:“咸也。”

盐是食品里咸味的原料,被称作是“食肴之将”、“国之大宝”。它和水、空气一样,是维持人生存的必需品,每人每天约需要6到10克盐,才能够维持心脏正常跳动。原始人类聚居地,几乎都是自然盐产丰富的地区。传说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就是为了争夺山西解池的食盐资源。

中国并不缺盐。我国产盐地区,北至辽宁、内蒙古,南至广东,西至川藏、新疆,东到山东、浙江等地,并按照盐的来源,分为海盐、井盐、池盐等。在两淮领域,相传黄帝时代已经“以海水,煮乳成盐”,夏禹时代,这里就开拓了盐田。西汉时,汉吴王刘濞扩大了煮盐的生产规模,特地在海边丘陵建立了仓库,用来储备食盐。

开发既早,分布又广,中国历朝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对盐的产销严防死守?除了盐是日常必需品,需要防止囤积居奇,引发社会动荡之外,盐税还是最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是古代税收的优质承载者。因为盐没有可替代品,人人需要;同时每人所需的量不大,不至于因此给百姓造成巨大的负担;而人口增加,盐的消耗量就增加,相当于人口税,寓税于价,积累的财富不容小觑,在国家财税中的地位仅次于田赋,所以备受重视。唐代就有这样的说法:“天下之赋,盐利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清朝专门设立了盐课司,征收盐税,又称“盐课”,到了清朝后期,每年收缴的盐税,在清朝财政收入中列第一位。

食盐变成了历朝历代最稳定的白色货币。而盐税则变成了政府的金库。比如在清朝后期,广东的盐税还要负担当地的水利建设、赈灾支出等。而当时广东赌博成风,上到公卿大夫,下到贩夫走卒,乃至绣房闺阁中的小姐,都参与赌博,祸害社会。当局不得不禁赌,为此损失的巨额“赌饷”亏空,也要靠增加盐税来弥补。此外,盐商还得额外捐款,称作“捐输”,以维护垄断特权。每逢朝廷用兵、乃至缉捕江洋大盗、为皇帝庆祝生日、修治河道,盐商都要捐钱。比如嘉庆九年,广东盐商孔文广曾经给黄河工程捐了40万两白银。皇帝每次都假装推辞,盐商就再三恳请。整个清代,仅两广一带的盐商,连带“捐输”,再加上为“卤本”所付的利息(后者是官府借给盐商做发展用的)共计付出了一千万两白银。

 

汉代出台的“盐改”大讨论会议纪要《盐铁论》。

 

唐代用于盐业专营的榷盐院。

 

专卖源头

 

公元前81年,汉昭帝时代,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在京城长安展开。朝廷从全国各地召来了贤良文士,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们进行了大探讨,主题与盐铁专营等民生话题相关,被后人称作是“盐铁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贤良文士们反对盐铁专卖,认为是与民争利。而桑弘羊则坚持汉武帝时代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认为能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还能集中财力,积极进行战备,有助于抵御匈奴的入侵。

这场辩论的结果是,盐铁官营并没有被废除,但是“与民休息”的主张得到了肯定。

其实,中国古代实施的大都是不同程度的食盐专卖制度。西汉食盐的产、运、销完全国营,属于完全专卖。而春秋时齐国的食盐则属于部分专卖,由官方全收购,官方负责运输和销售,按人口配销食盐。这是管仲的发明。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宰相。他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深具眼光的理财高手。管仲认为征收人口税、田亩税,都不如把山海资源收归国有更划算。他向齐桓公算了一笔账: 一家十口就有十个人吃盐。每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孩吃盐近两升半。倘若每升盐加价两钱,万乘大国人口上千万,每天就可多得二百万,一个月就多得六千万,相当于两个大国的税收。加价在盐里,君王就获得了百倍的利润,而百姓却无法逃避。

管仲的方法被齐王采纳,齐国由此获得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实力大增。

中国盐业也曾有过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年代。夏、商、周三代之前,以及从隋文帝开皇三年到唐开元九年,中国盐业实施的是无税制度。上世纪30年代,近代著名盐务专家、经验丰富的盐务官员曾仰丰,曾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撰写了《中国盐政史》,描述了一个“黄帝之世,人民不夭,百官无私”的年代,那时的老百姓可以自取食盐,自给自足。他认为这是我国盐政史上特别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

可惜,无税盐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三千多年中国盐业史中,食盐完全开禁的时段只有二百三十八年。

早在夏、商、周时代,地方诸侯需要向王室纳贡,贡其实就是税,贡物里也包括盐,不过盐税都在产地征收,缴税后民众就可以自由运输买卖,官府一般不加限制。秦以及西汉初年,东汉和六朝都实行征税制。只是秦代盐政是政府控制下的“重税”政策,盐税负担太过沉重,导致盐价几乎上涨了20倍。

 

涸泽而渔

 

唐朝“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困窘,不得不重新实施食盐专卖制度来弥补收入缺口。自此,中国盐业史上再也没有免税开禁之说。管仲的食盐专卖思想,影响至今。

盐税的功用,是开辟财源。时至赵宋王朝,边境列强环伺,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增加收入,宋代对食盐的控制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密的控制体系,想方设法攫取钱财,盐税大增。比如宋高宗时代,盐税总额占商税80%左右,盐商收入的70%被朝廷强行收走,无法进一步投资提升技术,扩大生产。处在底层的盐民,生活更困苦。宋代大词人柳永曾担任过浙江定海县的盐场监督官,他在《煮海歌》中写到:“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宋代起初实行官运官销,结果官运管理混乱,官盐价格高,质量差,此法日渐衰落。宋代盐政又实行了“入中法”,推行盐钞法。盐钞事实上是一种信用票据:商人先就近把货物送到官府,官府根据其价值折换为盐钞;商人可拿着盐钞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进行贩卖。盐钞大量进入了流通领域,京城甚至可以用它来买绸买绢。可惜的是,盐钞后来也沦落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宋熙宁十年起,三年内解盐产量只有11.75万席,官府印盐钞177万席。

宋哲宗时期,解盐停产,官府还照旧发行盐钞,盐钞沦为废纸。

朝廷对盐商的盘剥日益严苛。宋代蔡京当权之时,还借发行新钞谋取暴利,以致“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国家对盐税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南宋时,一切费用均仰仗盐钞,成为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