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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该不该为“国民幸福”负责?

作者: 杨于泽(资深媒体人) 点击次数:38   发布日期:2012-07-30

(杨于泽,资深媒体人)

近几年流行一种说法,叫“我的幸福我做主”,有同名流行歌曲,还有同名话剧。既然幸福被认定是“我的”,自然应该由“我”做主,但也有人主张,政府也应为“我”的幸福来负责。

上世纪70年代初,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提出,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办法是在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层面下工夫,着力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以取代传统国民生产总值(GNP)。不丹乃蕞尔山国,但旺楚克的“幸福道路”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现在“幸福学”成了西方显学,国内也有很多地方宣称要着力提升幸福指数。

罗伯特·萨缪尔森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给“幸福科学”和“幸福经济”大泼冷水。他说,政府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序上消除使人们感到不幸福的原因(饥饿、失业、疾病),但没有痛苦并不意味着幸福,让每个人实现幸福并不是政府的义务。我们让政府帮自己“追求幸福”,政府却有可能借机对社会强加更多干预。现在检视各国宪法,极少有将“幸福”视为国家目标的,不丹是个例外,美国是另一个例外。

1776年,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把追求幸福与生命、自由并列为三大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后来的《美国宪法》,只把“永享自由的幸福”作为建国目的,却不再明言“追求幸福”是一项公民权利。

这一转变耐人寻味,意味着个人幸福不是政府该负的责任。取代“幸福”位置的是“财产”。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证,大多数人是通过财富来追求幸福的。人有了财产,就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但杰斐逊晚年说,“德行是幸福的基础”。如此说来,个人要追求幸福,政府最终帮不上什么忙。

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在“幸福事业”上率先卸责,另一方面按照某些学者的论证,政府大有可为。18世纪,欧洲人就发现,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幸福,饥荒、瘟疫、战乱与幸福不兼容。法国人夏斯特勒侯爵发现了影响幸福的一系列变量:税收水平、生产力水平、工人最佳劳动时间、闲暇时间等。政府与这些变量有关,自然有理由为“幸福”而忙活。

上世纪末,多项跨国研究表明,在一国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国民幸福感也越来越强。经济落后国家,一般都是人民幸福感很差的国家。仅仅发展经济一项,政府就可以为人民幸福做很多事。

但研究还发现,当一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回报就逐渐降低。比如日本在发达国家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靠前,但幸福感却最低。这表明,政府介入“幸福事业”是有限度的。套用一句话就是,“政府领进门,幸福靠个人”。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幸福重新变成了个人私事。

芝加哥大学知名“幸福学”家奚恺元教授曾引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幸福的失落:在球场中,一开始大家坐着看球。但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由于他站着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站起来看,最后全体观众都跟着站起来。看的效果跟刚开始一样,但大家已经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相互攀比,不仅有个人物质上的攀比,也有政府发展上的攀比。所谓幸福指数,GDP其实隐然其间。如果政府介入过多,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