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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部具有两大后发优势

作者:蔡昉点击次数:45   发布日期:2012-06-20

蔡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自2004年开始,劳动密集型产业乃至整个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沿海地区一直呈下降状态,中部地区则迅速提高,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年可能还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中部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在制造业上对东部的赶超,将成为未来10年甚至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到目前为止,中部地区尚存在两大后发优势:一是仍然还有若干年的人口红利期,二是技术差距所体现的技术投资回报潜力——在人均研发费用支出仍然比较低的情况下,中部地区通过增加技术投资就可以迅速得到比较高的回报。

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中部地区的经济,在政策取向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经济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不能靠提高资本劳动比、简单的用资本和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意味着劳动力面临全面短缺。当时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企业和政府大规模投入物质资本,用机器和设备替代劳动力,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本劳动比。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不少企业如富士康就提出,要制造100万个机器人来替代现有工人进行流水线生产。这样决策,对企业来说是很正常的。

但风险在于,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这样决策,而政府也通过各种产业政策和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等来大规模促进人力替代领域的投资,就会导致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劳动比大幅度提高。

提高资本劳动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贡献的,但是我们更应看重全要素生产率。日本在1990年以后,来自于提高劳动资本比的贡献率达到了94%,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是-15%,这直接导致了当年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陷入“停滞的十年”。

当前,中国中部地区的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这和当地的比较优势是不相符的。因此,中部地区更应看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贡献。对作为劳动力供给基地的中部地区来说,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农民工工资正快速上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逐渐趋同,高技能、高程度的人和低技能、低程度的人工资差距在缩小,这都会产生不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负激励。

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年龄偏大的人群,产业转移到中部以后,更有利于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继续转移出来。然而,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1%,但全国非农业户口比重只有34%,这意味着城镇化还没有发挥出它足够的功能。既有的户籍制度等制度壁垒,对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及进一步调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障碍。

因此,对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红利的充分挖掘,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最需着手的就是户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