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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仍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作者:樊纲点击次数:40   发布日期:2012-06-17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已经3年,其政策效力会出现递减的趋势。但政策是否需要转向,并不是由政策实行的时间决定的。

1998年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之前,国家实行的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将2000年基本消灭赤字定为财政运行目标之一。但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冲击,财政政策因时而变。正因为这次转变,加上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所奠定的财政制度基础,积极财政政策迅速保证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外部经济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迄今仍未结束,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的威胁仍在。美国国债上限突破之争、9%以上的高失业率、经济复苏缓慢、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使得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美国难以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凸显美国经济和社会难题。日本经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失去了不止“20年”。地震、海啸、核泄漏等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美、日三大经济体所遭遇的困难,说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严重。外需依旧不可靠,中国仍然需要在不放松外需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内需。

中国国内经济的隐忧也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暂时还不能退出。从2010年4月16日以来实施的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房地产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困局。房地产行业关联度大,一旦相关政策处理不当,未来中国经济甚至可能下滑。房地产调控结果的巩固必须扩大商品房的供给,但目前政策的重点侧重保障性住房建设,这对高企的商品房价格的影响不大。遏制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的调控政策,从表面上看让房价上涨速度得到了控制,但由于没有坚实的房地产供给作为保证,这种政策很可能给未来的调控带来更大的压力,房价反弹概率极高。因此,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转向扩大商品房供给,为消除未来经济隐患未雨绸缪。房地产调控背景下,经济遇冷趋势是明显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只会让经济雪上加霜。

应对通货膨胀也不是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的充分理由。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累积的结果。2009年和2010年的天量信贷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相对低迷的背景下,天量信贷所带来的货币扩张效应并没有在物价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物价上涨的压力早已埋下。时下的通货膨胀是天量信贷滞后反应的表现之一。中国特色外汇储备体制也给通货膨胀以巨大压力。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大量人民币的投放。

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天量信贷已经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应对之策不是简单地抑制信贷规模。已经形成的通货膨胀,可以视为对原先天量信贷的一种平衡机制的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采取过激的信贷紧缩政策。因为货币政策扩张的好处经常为大企业所获取,而货币政策紧缩的成本常常为小企业所承担。本为对冲扩张所采取的紧缩,反而带来新一轮的不平衡,从而增加经济不稳定的可能。最近,不少地方中小企业告贷无门,高利贷问题越演越烈,就是小企业负担紧缩成本的具体体现。

当前需要反思的是外汇储备体制。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外汇储备体制,以减少外汇人民币占款对货币政策的干扰。财政赤字向中央银行透支机制早已不复存在,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靠财政政策紧缩来应对通货膨胀,是不可靠的,反而不利于应对通货膨胀的选择。

财政政策能够在减轻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痛苦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虽不能直接降低通货膨胀,但对保障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反而是财政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积极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