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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要坚持做大武汉

作者:《支点》记者 袁阳平 实习生 龚小芹点击次数:826   发布日期:2019-06-05

核心提示:人口必定向大城市集中,我们也不必担忧小城市衰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外部环境承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中国应该采取哪种创新模式?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汉表示,最忌讳的就是一窝蜂式的创新,“我们应该少一些模式创新,多一些硬科技的创新。”

 

武汉传统制造业优势不可丢

 

支点财经:您对武汉有哪些直观的印象?

姚洋:十几年前,我从北京乘飞机来武汉,在天河机场乘坐出租车到武昌需要2小时。现在从机场到光谷,打车只需40分钟。这是飞跃性的进步,足以见证武汉的高速发展。

支点财经:您多次提到武汉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姚洋:是的。长江中游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域,水资源、工业资源、人力资源都有优势。除了已经形成规模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我特别看好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

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还是全世界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这充分说明武汉的的确确是一个人才中心。

我相信,除了沿海一线城市之外,武汉将是中国最好最大最强的新兴城市。

支点财经:武汉在湖北“一城独大”,有些人对此有所议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姚洋:我认为湖北仍要坚持做大做强武汉。遍地开花的城市化道路是走不通的,最终都会回到大的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道路上。

小城市的优势是不拥堵,可以让市民居住更舒适,但劣势是不集中。大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强的优势,当然也有弊端。

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追求适度的城市规模。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如瑞士、德国、日本的经验,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城市群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个城市群里面,有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人口必定向大城市集中,但不必担忧小城市衰退。

 

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不大

 

支点财经: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姚洋: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因为中国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增长模式;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人口红利也进入了消退期。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变化是告别出口导向模式。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14年已经达到顶峰,随后呈现下降趋势。出口已经不再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所以,贸易摩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出口,但我个人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增长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入的工业化的过程。

所谓深入的工业化,就是工业化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还要持续二十五年左右。成功的经济体都进行了深入的工业化。这些经济体在工业化到达顶点的时候,制造业的就业可能占到总就业的30%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能达到40%以上。与此同时,农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永远在上升。

第三个变化是人口红利的消退。过去几年劳动力总数开始下降,虽然每年下降的量还比较小,但趋势很明显。

我想说,中国经济并不特殊,与美国、日本、韩国经历相似,只不过他们走得早一些。

支点财经:多年前,您就说过,中国经济开启了再平衡进程。怎么理解“再平衡”?

姚洋:过去,中国经济失衡的最大表现是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现在看来,中国已经告别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投资消费关系走向了再平衡。

中国经济失衡也同样“不特殊”,日本和韩国都发生过,他们的转折点分别是1971年、1988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向世界输出流动性开始下降。

现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任何经济有高峰期就会有低谷期,2012年至2016年是国内经济增长的低谷期。低谷期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最好时期。这期间,我们进行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做得比较好,低端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移,多余的产能逐步消化。但是,在去杠杆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到位,仍需继续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还有一个经济再平衡的变化就是收入格局在改变。中国的人力成本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最贵,目前国内一线制造业工人平均年收入达到1万美元,超过泰国、马来西亚。

 

创新模式:两条腿走路

 

支点财经:我们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什么?

姚洋:我们要把以前的外延式增长转换成内生式增长,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过去,我们的外贸需求是别人给的,现在我们要自己来创造内部需求。

支点财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哪里?

姚洋:我个人认为这个核心应该是在制造业,这也是武汉优势所在。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要适应中速增长,但武汉增长非常快。就全国而言,这样一种中速增长并不是坏事,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搞高质量发展。

支点财经:高质量发展又该如何做呢?

姚洋: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但是,走什么样的创新之路,需要我们直面现实。我个人的观察是:从0到1的创新要做,从1到N的创新也一样要重视。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看到,从0到1的创新,成本非常高。我们常说美国苹果公司的创新是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美国经济靠从0到1创新实现了持续增长,主要增长都集中在西海岸、东海岸,加上中部地区创新能力较强的个别城市,剩下的地区并没有多少发展。

相比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创新模式更多是从1到N。比如,德国默克集团专注于液晶的研发和生产,全球75%的液晶都是默克集团生产的,但它从来不往产业的两端扩张,只在液晶这个领域做到极致。

我们有适合从0到1创新的地方,深圳、杭州、苏州都有潜力成为世界创新中心,走向世界科技最前沿。但绝大多数地方还是适合从1到N的创新。我老家是江西一个中等发达的县,最近几年GDP增长很快,主要就是依靠两个产业:箱包和灯具。这些产业不仅创造了不菲的利润,还提供了很多就业。

创新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与地理,一步一个脚印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才是最好的创新之路。

支点财经:您在演讲中预测,“新势力”造车将是下一个失败的风口。

姚洋:我觉得中国最忌讳一窝蜂式的创新。我们应该少一些模式创新,多一些硬科技的创新。

前一段时间,大家产生了“互联网焦虑”,认为企业不触网就会死掉。于是,大家一窝蜂去寻找风口。为了找到风口,不少企业界人士损失了大量资金。我大胆预测,新势力造车将是大概率失败的风口。

武汉素有“中国车都”之称。我想到的是,从1到N的创新非常适合武汉的汽车产业。

有人将企业家分为两种:套利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套利企业家以模式创新为主,这种创新不是说没有用,但是它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我们更多需要的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研发出领先的硬科技,才能站在世界的前列。

支点财经:您认为中国经济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创新,而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姚洋:是的。我相信中国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科学创新靠两件事:人才与经费,现在这两项我们都不缺。

以日本为例,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制定宏伟计划,在本世纪前半叶要有30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到去年日本已经超额完成分步目标,达17位。

相比创新,我更担心的是另外两个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老龄化实际上是个“灰犀牛”,即大概率的风险事件。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阻挡,即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人口结构仍然会继续老化。15年之后,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总人口的20%,达到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的80%-90%,中国15年之后的人均收入预计只有美国的40%左右,确实是未富先老。

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一个稳定且比较友好的国际环境。但现在,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支点财经:您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如何看?

姚洋: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早些年,我们在创新方面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提出高质量发展就是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这是非常及时的决策。

保持政策持续不变的定力,即使经济平均增速达3.7%,中国如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没有问题的。(支点杂志2019年6月刊)